情报的本质是消除或建构信息不对称，其最终目的是影响决策者的认知与选择。不过，情报对决策者的影响，可能并非简单的“情报输入—决策输出”的线性过程，而是决策者将获得的情报与其已有的信息知识结构和自有的认知框架叠加之后的结果，所以本质上，情报是通过潜移默化地重塑决策者的认知框架来影响决策的。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了专章部署。这对“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情报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要求，即必须实现从“支撑服务”到“前瞻引领”的根本性转变，其核心路径可以概括为——构建一个以“开源智慧、自主协同”为特征的新型国家科技情报体系。

在市场经济中，科技情报既是事业也是产业，科技情报服务既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也有为市场主体提供的私产品。科技情报产业是科技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围绕科技创新全链条发展、科技成果高效率转化，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国家高度重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科技是开路先锋，上海作为“先头部队的尖兵部队”，肩负着抢占全球创新制高点的重任。面对技术变革风起云涌、机遇窗口转瞬即逝的复杂局面，战略敏捷性成为上海加快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核心能力。而开源科技情报，正为锻造这一能力提供了关键支点。

在对传统“创新三角”结构演变的观察与研究的基础上，思考构建了一个具有高敏感度和预警能力的情报监测框架。相信这对于关注前沿科技和创新的读者们，特别是科技情报工作者来说是有较高启示价值的。

竞争情报是一个典型的“军转民”案例，从借鉴早期的军事战略发展为多学科交叉的理论体系，其核心逻辑是围绕“环境-对手-策略”三要素展开，方法论从静态分析向动态智能推演演进。在乌卡时代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竞争情报工作呼唤方法论创新，比如可以再次“军转民”引入包以德循环理论（OODA循环）。

2025年乙巳蛇年春节除成为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外, 还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春节里，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关注和议论一个叫做“DeepSeek”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研发的这个大模型在全世界出圈。该公司先后上线大语言基座模型DeepSeek V3，以及基于V3训练、专为复杂推理任务设计的DeepSeek R1模型，并同步开源。它们以卓越的性能媲美或超越了全球其他顶级的开源及闭源模型。全世界的新旧媒体都在讨论DeepSeek，其风头不亚于2023年时的ChatGPT。作为竞争情报工作者此刻不谈谈这个话题真的“不好意思了”。

2023年6月6日，美国兰德公司在新发布的报告《新中世纪世界的中美竞争：弱国时代的安全》（U.S.-China Rivalry in a Neomedieval World——Security in an Age of Weakening States）中提及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即“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

近年来，我国科技情报界对于情报支持科学决策和战略决策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在不断提升与深化。相对而言，对于情报支撑服务科技创新的思考研究与实践探索是不充分的。前者是“对上的服务”，为政产学研的中高层决策者服务，这基本属于“智库建设”范畴，这里暂且称之为情报决策服务；后者是“对下的服务”，直面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线与主体，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服务，这里暂且称其为情报专业服务。在信息化的进程中，数字化一直在赋能图情行业，不断尝试提升支撑科技创新的情报服务的效率和效能，但当下的智慧化正在颠覆情报专业服务。

北京奥运即将举办,借这个时机谈谈体育中的情报这个话题。

 2022年11月30日，OpenAI推出了ChatGPT,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在短短5天内就发展到100万用户。 ChatGPT发布仅2个月，月活跃用户就超过了1亿。要知道，“1亿用户”可不是个“小目标”,达到这一数字， Facebook用了4.5年，WhatsApp用了3.5年，Instagram用了2.5年，谷歌则用了将近1年。ChatGPT横空出世，成为 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它，其传播速度堪比新冠病毒。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是OpenAI 的创始人之一，他说：“ChatGPT优秀得可怕。我们离危险的强大人工智能不远了。”2023年2月初，ChatGPT 更是开启“狂飙”模式，引发新一轮技术升级、产业重构、资本狂潮、巨头逐鹿。

2023年1月4日，一篇《随时间的推移，论文和专利的颠覆性越来越小》(Papers and Paients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Time)登上《自然》(Narare)封面，并迅速在科学圈引起广泛讨论。《自然》于1月4日 和25日分别发表介绍性和评论性文章，《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 《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均对此进行了 报道和评论。文章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结论——尽管近几十年来创新和科学研究呈爆炸式增长，颠覆性创新却在减缓。这完全顺覆了人们传统的认知，如作者所言，虽然之前的研究表明个别学科出现衰退，但这项研究首次“有力、令人信服地记录了所有主要科学技术领域的颠覆性在减弱”。

这个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世纪疫情还没结束，一场“特别军事行动”--俄乌战争已经开始。刚刚爆发的俄乌战争不仅已经促使从石油、天然气到镍、钯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创纪录上涨，或正催生世界能源新秩序；还有可能大幅改变未来的地缘政治局势。这场战争还让我们再次看到“数字化的力量”，传统战争已不可避免地叠加了信息战。除了战场上的战斗，这场“特别军事行动”还引发了舆论战、金融战、能源战、科技战……而所有的这些"战争”都离不开情报战。至今为止，从这次俄乌战争我们看到情报依然是解决战争中不确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不仅俄乌双方，美国、欧洲和北约等密切相关方都在运用情报手段争取在各个领域的主动权。我们还观察到，情报已经成为“西方用来对付普京的武器”(《大西洋月刊》网站，2022年3月5日)。过去几周中，围绕俄乌冲突的信息战、舆论战一刻也没有停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布的都是“卫星图像显示，多达17.5万人的俄罗斯军队出现在边境附近的这些特定地点”之类的警告。现代战争已经可以从陆、海、空、天、电、网多维立体空间获取更多元、更细密的情报，然后把这些情报综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实现情报获取的体系化，进而实现情报利用的高效能。

新冠疫情防控战已从危急应对状态进入了“常态化”。进入21世纪以来，从2003年的SARS病毒、2009年的美国甲型H1N1流感、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到这次新冠肺炎（COVID-19），人类已经与多种新病毒打了多次遭遇战。比尔·盖茨在2015年的公开演讲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最担心的是核战争。但未来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夺去上千万人的生命，则更可能是某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虽然不少智者早已意识到人类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事件频发的时期，甚至对于冠状病毒也常备戒心，可是人类尚未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发现和准确预见病毒风险。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现实。在这样的“病毒时代”和泛在（ubiquitous）信息社会，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可能是比知识和情报更重要的应对“信息疫情”的武器。

70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并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在这个历史性跨越中，60多年前诞生的中国科技情报行业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很早就知道，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中一直有专门的科学、产业与商业分馆（Science, Industry and Business Library, SIBL）专注于创业、创新和中小企业服务，大英图书馆也在2006年与伦敦市政府合作共建了名为“商业与知识产权中心（Business & IP Centre, BIP）”的阅览室，也始终专注于为本地区的中小企业服务，特别是为创业服务。2018年5月，我访问大英图书馆时，专门了解了其BIP的发展情况，发现经过10多年的发展，大英图书馆已经构建了一个遍布全英的BIP网络——在13个英国公共图书馆都建立以BIP为品牌的服务空间。2019年，大英图书馆又和伦敦市的10家区域公共图书馆合作推出依托BIP服务的“创业在伦敦的图书馆（Startups in  London Libraries）”项目。从全球范围看，近年来有更多的图书馆出现了创客空间和联合办公空间，从迈阿密到迪拜、从纽约到伦敦、从哥本哈根到赫尔辛基，图书馆都在从传统的阅读服务拓展到支持创新创业的空间服务、信息和知识服务乃至情报服务。国内图书馆虽然也有所探索实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

2016年春天，谷歌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以4：1击败了人类选手李世石，我第一时间就在此专门谈过人工智能（AI）与竞争情报（CI）的关系。记得在那篇题为《假如AlphaGo用来做情报》的卷首语中，我用“AI终将颠覆CI，CI终将运用AI”作为结语。人工智能在最近三年中受到全球政产学研各界的极大关注，主要由于这几年来人工智能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和围棋三个领域展示了“奇迹”般的进展。这是人工智能概念诞生60多年以来的第三次浪潮，本质上是在数据、算力以及算法这三驾马车的拉动下才涌现的——大数据及其相关技术的出现、E级超算（每秒百亿亿次数学运算）指日可待和多层神经网络带来的深度学习算法突破（如“生成式对抗网络”）。这一轮热潮，最主要是受大数据技术的推动。那些具备确定性规律（规则）的领域，在充足的数据带来的“完全信息”条件下，人工智能应用首先得到突破。围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围棋虽然复杂但是规则明确，每一手几乎都是“完全信息博弈”，对于计算机而言数据充足而且完整——每一盘棋（从第一手到最后一手）都可以用一张图完全展示，因此只要运算速度足够快、数据存储足够多，下围棋对于计算机而言是一件“小事”。然而，算法的真正革命尚未发生，目前的人工智能突破性进展都是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某些特定领域内发生，深度学习算法的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现可能还有待新的人工智能算法的突破。因此，我们要始终以“不要高估它的短期影响力，但也不要低估它的长期发展潜力”来看待当前的人工智能。

今年1月22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发布2019年度美国《国家情报战略》报告。这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得到制定《国家情报战略》的授权以来，制定的第4个国家情报战略规划报告。此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已经分别于2005年、2009年和2014年提出美国《国家情报战略》。这份报告在国内有关媒体上有所报道。然而，就在此报告发布前一周的1月16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发布了一个报告：《AIM倡议——利用机器增强情报战略》（The AIM Initiative——A Strategy for Augmenting Intelligence Using Machines），这个报告就很少人关注了。AIM是“Augmenting Intelligence using Machines”的首字母缩写，即“利用机器增强情报”的意思。

春节前夕，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自2014年以来的第6个中国智库排名报告——《2018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在科技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中（详细排名请扫描二维码），有3家传统科技情报机构出现在前十名中，分别是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第3）、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第4）和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并列第10），后两家是首次进入前十，而且有可能也是首次进入“智库评价备选池”。根据上海社科院智库评价中心的报告，今年这个备选池刚扩展到509家。有的同事看到这个排名颇为兴奋。我以为，这个结果虽在情理之中但也并非值得“兴奋”。中国科技情报行业已经走过6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科技智库的角色，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电子科技情报所都是其中的国家队和最重要、最杰出的代表之一。2018年，我们刚刚纪念了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创建60周年，上海科技情报行业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其中作为科技智库的角色功能是最重要和鲜明的，而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也是最典型的行业代表之一。在新时代中，如果我国传统科技情报行业中没有出现几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智库，那么整个行业发展就一定存在问题。

60年前，上海科技情报事业起步于一个仅有9个人的研究所。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信息化改变了世界，科技重新塑造了中国。科技情报既是科技事业的一部分，又支撑了科技创新发展，而且科技情报学科和工作都被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情报是隐形生产力。科技是发展之源，情报是创新之要、决策之基。

60年不忘初心，一甲子继往开来。到2018年11月，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将走过60年峥嵘岁月，几代情报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为上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与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和智力支持。

最近，上海市委公布了《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就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文件明确提出了“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取得新突破”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首先要理解创新策源能力的内涵。

5月22日，一篇标题为《科技情报迎来重大转折点：将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编译报道在科技情报人中“刷屏”了。该报道披露：“美国国家情报大学科技情报学院院长布莱恩·福尔摩斯近日发表‘科技情报的一个转折点’文章，强调特朗普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关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武器系统都依赖来源于科技情报的数据’的阐述，预示着美国在战略环境中优先考虑科技情报支持的方式出现了一个迟到、但值得欢迎的转变。这是政府首次将‘科技情报’一词明确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表明主管部门将更加重视科技情报，并将极大影响到承担这一重要但未得到重视的科技情报事业使命的人员、资源和话语权。”

其实情报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反之亦然。情报工作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科学方法叫“对标”，英语中用Benchmarking，含义就是选择基准目标进行对比找出差距，力争赶上超越，可以简称为“定标赶超”，又可译为标杆学习、标杆管理、定标比超、对标分析、基准管理等。开展高质量调查研究的关键是要强化对标意识，用好对标方法。其实对标是个“技术活”，而且“技术含量”并不低。

2018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首个议题，就是部署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先后发布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与此相呼应，近期，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聚焦改善优化营商环境， 释放制度生产力，提升整体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管理者需要更高的情商几乎已经是普遍的共识。然而还有一种“情商”可能也是管理者，尤其是领导者必备的——那就是掌握和判断情势的意识和能力。

颠覆性创新理论早已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颠覆性技术：逐浪之道》（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一文，首次提出了“颠覆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的概念。1997年，当首部著作《创新者的困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 to Fail）出版时，作者克里斯坦森还只是哈佛商学院的助理教授，但是此书就此确立了他在技术创新管理领域的大师地位，因为他在这本书中系统地提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2000年以后，他又出版了《创新者的解答》（The Innovator’s Solution）、《创新者的修炼》（Seeing What’s Next）两本书。克里斯坦森用他的“创新三部曲”奠定了“全球创新大师”的学术地位。2014年6月《纽约客》杂志发表了哈佛历史学教授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对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批评与质疑文章：“从创业家到大学生，颠覆式创新现在已经被广泛滥用了”，甚至认为他的理论依据“令人怀疑”。2015年10月，《麻省斯隆管理评论》也有文章质疑“颠覆性创新”理论，认为“只有满足特殊条件，我们才能完整应用颠覆性创新理论”。关于Uber和特斯拉公司究竟是否属于颠覆性创新者也存在争议。

最近参加了全国情报学博士生论坛，已是第七届了，全国8个博士点轮流主办，今年是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在京郊雁栖湖畔的中科院大学举行，主题为“情报学新方法、新能力、新范式”。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规模不小，见到了不少情报学界久闻大名的大咖，听了几位博导的报告，作为业界人士颇有感触，所以来谈谈感想。

情报是竞争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对自身利益追求的竞争行为，同时也就有了人类因竞争而产生的情报需求。人类竞争的一个极端形式就是战争（另一个极端是“合作”），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情报活动就自然出现了。可见，情报是古老的。这也是无论中外人们常常以为情报就是谍报、情报总是和军事国家安全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然而现实世界中，任何竞争（或合作）方式中，任何一方都可以通过情报活动来取得有利于己方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或者说任何竞争决策都离不开情报。推而广之，所有的决策都需要情报。因为“管理就是决策”，所以情报和管理也是息息相关的。

情报意识比情报能力更重要。所谓情报意识就是拥有情报思维方式、形成情报思维习惯，就是用情报的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情报思维究竟有什么样的特征？

现代市场经济中，情报服务既有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也有私产品（市场化产品），因此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提供。

因为竞争是情报的天然属性，所以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是离不开情报的。我们杂志也一直关注体育，北京奥运前夕我们的前任主编缪其浩老师就在2008年夏季刊上以《体育与情报》为题发了主编卷首语。杂志从内刊“转正”创刊后不久——2015年第4期我们杂志还发了《情报改变体育》的专题报道。今年又是奥运年，“非凡的（Marvellous）”里约奥运刚刚落幕，这里我们不妨从竞争情报和科技情报的视角来看看这届奥运会对于我们又有些怎样的启示。

在酝酿这期卷首语的时候，正在井冈山干部学院进行体验式学习。在毛主席当年开展农村调查的诸多现场深入历史的细节，在井冈山重温他的诸多农村社会调查著作，对于科技情报、竞争情报的思考，对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的理解，又深入了一些。

日前，《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正式发布了。这是国家优先战略的顶层设计与系统部署。作为科技情报工作者，第一时间浏览学习了《纲要》及其相关报道，第一时间记录个人粗浅思考与大家分享。

在刚刚结束的人机围棋巅峰对决中，谷歌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以4:1击败了人类选手李世石。全世界都兴奋了，似乎每一个人都想说上几句话，那几天如果开口不谈论“阿尔法狗”都不好意思。其实，只有真正理解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专业人士才能说出一些“所以然”来。人工智能界明白：这是深度学习(deep-learning)和大数据技术的胜利。在这样的“科技大事件”发生的时刻，作为科技情报工作者应该保持科学理性。面对所有的所谓“颠覆性新科技”——我们要始终以“不要高估它的短期影响力，但也 不要低估它的长期发展潜力”的科学原则提醒自己和所有人。而每一个人真正应该去思考的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为科技情报工作者，我们首先要关心AlphaGo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可能改变情报工作和行业。

其实本刊2015年第2期卷首我已经谈过“情报与智库”的联系与区别了。本期我们聚焦“情报与智库”, 汇集更多专家学者的见解，为业界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来思考、研究科技情报和竞争情报未来发展之道。于是 “被”再议一次“情报与智库”。

转眼间，我们的杂志正式出刊快满一年了。作为主编，此时最想说的唯有感谢——真心感谢所有帮助、支持、参与杂志筹备与运营的同行、同道和同事们!正如我在年初的发刊词中所说，这是我们的“再出发”!基于我们对于竞争情报的理解和实践，我们的杂志将坚持“回归情报、超越竞争、引领创新” 的理念与定位，积极普及科学的情报意识、传播有价值的情报理念，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创新转型和竞争情报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简单盘点这一年，我们有欣慰有遗憾。

我们杂志的前主编缪其浩老师最近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时评大作——《让创客插上科技的翅膀》 (2015年8月7日“文汇时评”),大声疾呼“在众创渐入佳境之际，最关键的还是创客和新创企业本身， 需要克服浮躁和短视，要有成为巨人的眼界和勇气，让科技成为自己飞得更加高远的翅膀”。在拜读此文的第一瞬间，我就联想起一首曾经的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和一本书的序言《科技情报是无形生产力》。前者不用赘述，后者简单说明如下——2008年我刚刚接过缪所长的“枪”就投入纪念上海科技情 报所成立50周年系列活动的组织工作中，其中比较重大的出版任务之一就是要组织编撰一本纪念文集， 最后请时任馆所主要领导为这本《情报的记忆》作序，当时上任未满一年的领导用了一个颇具震撼力的 序言标题《科技情报是无形生产力》,让我们由衷地感叹“外行领导”的战略洞察力。我们科技情报界 一直把科技情报的功能定位归纳为“耳目、尖兵和参谋”,而“科技情报是无形生产力”的表述蕴含着 这样的逻辑思考——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技情报就是无形生产力，发挥着看不见与看得见的 影响力。循着两位老领导的启示，在当前推进科技情报服务创新创业的工作中，我们不妨一起思考研究 一下：是否能够让科技情报和竞争情报成为创新和创业的隐形翅膀?

这段时间，科技情报圈和竞争情报界内有点按耐不住兴奋，因为不少国家战略和举措对于传统的科技情报行业有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从“走出去”战略到“一带一路”战略，从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到建设新型智库，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政策决定或明示或暗含了对于科技情报、竞争情报的要求和需求。甚至连总书记对上海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战略目标时也强调“要牢牢把握科技进步的大方向和产业革命的大趋势”——这种牢牢把握方向和趋势的能力不就是科技情报能力吗?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当前的形势和局面?既要有激情，更需要理智，用情报思维和方式认真研究我们应对的策略方为上策。

情报服务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服务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军事情报肯定是公共产品,服务于科技、产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情报中既有公共品又有私产品。在当今世界,成熟市场经济中依然存在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的科技情报、竞争情报等开源情报服务和产品,不少情报服务产品就是由国家或政府直接提供的,

近年来,"智库"成了国内社科界、学术圈的一个热词,特别是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任务之后。最近,中办、国办公开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相信这个文件将再次把"智库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热度,若干年后文献计量学将会印证这个热点时刻。在酝酿此文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传统的图情界也对"智库"颇有想法。众声喧哗中,其实最需要的是"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投身智库建设大潮前,图情机构一定要先想明白许多问题,至少是一些关键和基本问题。

阴谋论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产物。信息不对称是永恒的,而且人类也许天生除了爱情就喜欢窥探明谋 (看看什么小说电影最流行就会明白)，所以无论中外,阴谋论也将永无止境。中国历史书上早就充满了“刀光烛影、千古之迷”的重重阴谋;而今天对外开放了,关于外国阴谋的说法也频频浮现,最近的“金融阴谋论”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控制中国经济信息说”还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甚至惊动了政府高层。

胡锦涛总书记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作为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提到了要将“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尽管重视决策中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是毛泽东以来几代最高领导人的一贯思想,但据记忆所及,在一次纲领性讲话中如此明确地将“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提出来这还是首次。智力一词与情报在英文中都是Inteligence,而这段讲话将其与信息明确区別,加以并列则是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国内从事情报研究和实践的人,对此决不会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