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发展需要以企业竞争情报为引领，提前洞察行业发展趋势、热点技术等外部驱动因素和信号，及时做出预判并提前布局。基于国际战略情报标准、技术竞争情报系统框架理论研究，总结技术竞争情报体系的核心关键要素。根据业务实践，提出构建企业竞争情报体系的思路与方法。

竞争情报对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国航空制造业竞争情报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构建航空制造业竞争情报体系和“5N1”模式的竞争情报团队的方法，最后建议未来航空制造业在开展竞争情报时可与知识管理整合，并逐步重视竞争情报网和竞争情报流程软件，统筹规划一个适合航空制造业的竞争情报体系。

情报是决策和行动的依据，情报工作是国家、企业或组织参与竞争的“耳目”。企业情报－信息系统是企业运营和市场竞争的“神经系统”。目前，中国企业对于竞争情报和竞争情报工作的认知程度并不很高，大多数企业对于情报或者竞争情报的认知还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本文着重讨论这种误区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情报和信息的混淆，二是对情报工作内容和性质的模糊认识。本文还通过企业竞争情报工作实际案例，论证情报工作若要对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体现真正的价值，必须克服以上两大误区。

最近有两件事对笔者触动较大，一是某讲稿上看到说武汉大学在1978年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科技情报专业，二是在另一讲稿上看到说“情报学教育的开端是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成立的中国科学情报大学”。而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9月成立了中国科学情报大学，大学开设了科学情报系，分物理、化学和生物三个专业方向。所以，中国的科技情报教育始于闭关的20世纪50年代而不是开放的70年代末。另外，成立中国科学情报大学的主体是中国科学院而不是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后者本身是1958年12月才由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更名而成，隶属关系改为由国家科委（现国家科技部）领导。看来对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即便是情报专家也只是存在一个模糊的印象，而他们落笔时又没有去核对相关史实。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作为全球共享、信息交流、舆论传播的新兴平台，支持数十亿用户共享和交换数据信息，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舆论氛围与传播模式。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生活成为大众习惯，信息传播的动能被充分激活，公共信息舆论场由传统媒体时代的“精英主导”演变为公众皆可参与的“多员共治”，真正进入了“人人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新阶段，瞬间就能形成“舆论风波”。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发以来，网络空间立即成为疫情信息的集散地、疫情事件的讨论地和疫情舆情的放大器，新的非传统数字线程的公共安全潜在风险突现，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现、交织、博弈、反转，牵引着公众的情绪，极易引发公众恐慌和敌意媒体效应，可能导致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此类现象定义为“信息疫情”（info-demic）。在“信息疫情”面前社会公众自然成为信息传播的接受者和运作者，公众批判性思辨精神缺失、信息道德不够、情报分析甄别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不强等信息素养问题凸显。因此，有效应对“信息疫情”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样重要，其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